张中行，1909年出生于河北省香河县一农家。这句话，不论在他亲手拟订的还是出版物所介绍的简历中，总是不离笔端。农民出身+北大毕业+“六代之民”，就是张中行一生的局限与明智、平凡又耐人寻味、吃亏而又得长寿、无头衔而又有全集的一大文人的百年人生。
如果先生仅仅是农民身份而没有北大出身，则此后一生就是另一回事了。可能是像父辈一样，三十亩地一头牛，孩子老婆热炕头。也可能会手里有枪，成为什么党，成为什么官。然而有了这个北大，知识分子了，受了五四运动影响，中土的民本思想，西方的民主政治，加上农民的个体意识，先生就总是从个体的感受来判断社会的好坏，而不是从国家层面，民族意识，阶级斗争，集团利益去考虑问题。先生学问确实深厚，但就是从来不碰也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，社会主义，共产主义。至死不谈这些东西。而且强调自己“一生不糊涂，不盲从”。
先生有一方印，刻的是“六代之民”。

何谓“六代之民”？先生解释曰：清代; 北洋政府 ;民国;沦陷的日伪时代;建国后;改革开放之后。这是他一生所经历。你看他对时代的划分，不是按照官方近代史的划法，官方怎么能把日伪时期算作一代呢？他是按照政权的更替，谁管理他，谁就算一代。又不尽然。建国后到现在都是共产党的政权，他给划分为两个时代。这又没什么不对。不是总有新歌唱道“走进新时代”吗？

关键是这个“民”字。先生毕生认为自己是个常人，小民，看问题的立场、观点、方法，总是从民本出发，从个体的感受出发。反对一切让人难以生活的专制主义。民，就要活。这是民的最基本的要求。什么政治，什么政党，什么统治，能让人吃得饱，过的好，谁就好，反之就不好。袁世凯复辟不复辟，不关我事，能有袁大头叮当响就好。国民党接收北平后，统治更加严厉，小民饥寒交迫，物价飞涨，民不聊生，国民党就不好。在沦陷期的北平，丢了饭碗，为了活命，养活一家五口，只好求助尊师、时已出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、华北自治伪政权官员的周作人，在文学院当个助教。加上经常写文章有点名分，就有人给他在敌伪的组织里挂了两个虚职头衔，似乎是维持会的副秘书长之类。领着钱粮，日子过得下去。日本投降，国民党接收北平，周作人以汉奸罪押赴老虎桥监狱，张中行虽认为自己没干坏事，没喝民血，但“附逆”的罪名是跑不了的。建国后，共产党因为他写过那么多抨击国民党统治的“闲话”，是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，就没有一棍子打死，而是给予出路，进人民教育出版社，当编辑，搞《汉语》课本。这就是前文谈到的“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”的事因原委。这件事也没有使他的子女在解放后受到牵连。大女儿张静，还当上了全国青联委员、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代表，党的十三大代表。很厉害的。

文化界有人称先生是“布衣学者”，先生自己也乐于接受。而张中行先生的直接领导，人教社副总编、中语室主任刘征老师跟我说：“张先生不能算布衣，他是八级编辑，是我的前辈”。我不懂劳资级别，大概相当于现在职称的高级编辑吧，也就是教授级。文革中退休的这个工资级别已经不低了。先生在这段时期没有发表什么言论。

改革开放之后，先生一发而不可收。也写了一些为自己过去的“失节”行为的辩护文章。本着为长者讳、为师者讳的意思，我本不该议论这宗事。但还是说了。无论如何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统治，总会有一个集体的核心价值观，集体的意识形态。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。民活主义也好，“民贵君轻”也罢，都是不切实际的理论。个体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时代和政治之下。俗话“胳膊拧不过大腿”，吃亏也好，不舒服也罢，总之，先生还是平和的活到97岁高寿，著有500万字的著作，无疾而终。赚了。

（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