题之意很明显，是想说说，孤身在家乡，日子是怎么过的，度炎夏是长日，度严冬是短日。也不少在室外，游（开始多，后来少），串亲，串门，赶集买物，挑水、分物、碾米、磨面之类皆是也。这篇想着重说在斗室之内，由黎明即起到乙夜上床，都干些什么。上一篇说到分工，那是泛论，泛论笔下就多有自由，比如由大社会缩到庭院深深，就可以说，在这小范围之内也有分工，又比如只有才子和佳人两位，则起床之后，宜于才子往园内浇花，佳人在室中烧饭，吃完，才子或读《瀛奎律髓》，或哼平平仄仄平，佳人则取出丝线绣花。——真旧脑筋！谈男女分工也是沈复、陈芸式的。其实维新也不难，那就改为说才子去拿汽车钥匙，佳人去换高跟鞋，然后……还是少费周折吧，事不同而理同，赶紧把离题的话收回，换为说我的斗室，如果消长日短日的还有孩子他妈，即有人主中馈，我就可以不管每日的三餐。事实是孩子他妈远在北京，每日三餐则一顿不能少，我度家乡之日，起火做饭，而且是三次，就成为费力大、耗时多的活动。
　　琐碎事，经验也是宝贵的，第一次下去，寄希望于柴灶，失败了。我没有大人物那样的身份，不以承认失败为耻，第二次下去，也因为得女儿的帮助，决定升柴灶之级为古董，陈列而不用，改为靠二煤，煤油炉（日日用）和煤球炉（间或用）。煤油，镇上不难买，耗量像是也不大。煤球，第一次下去带来不少，记得生产队还发过，不常烧，也没问题。一个小问题是不免有些烟气，窗开一些，壁上不悬书画，也就无所谓。总之，由第二次下去起，起火做饭，物方面的条件可说是颇过得去。还有技术方面的条件，予岂好吹哉！是多年以来，自信做家常饭家常菜，在外行的人群里，如果考试，我必可以名次靠前。
　　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再吹大一些，是降为臭老九之后，有时真就悔恨当初择术不慎，不拿炒勺而拿笔，如果反其道而行，推想评为特级厨师可不成问题，那就工资可以超过现在十倍八倍吧？实际主义，悔无用，还是说居乡的每日三餐，虽然做感到麻烦，吃则总是心情愉快的。三餐，费的时间不同，早晨少，主要是煮个鸡蛋；晚饭其次，常常是煮粥或吃中午剩的；中午要大举，不能烙饼，吃面食则经常是面条，如果吃米，则用我们家乡的旧法焖，味道远远胜过蒸的。只是有一样没学会（半由于无耐心），切肉，所以要麻烦小学同学王树棠兄，他住镇上，买之后还要代为切成合用的块块。总之，改吹为实事求是，适应人力和物力的条件，我不能吃过于费事的，因而桌面之上，就不免于有“食无鱼”之憾了。
　　圣训有云，“食无求饱”，我无此大志，求饱，就真饱了。饱之后，依又一圣（老子）之训，是要“虚其心”。在乡村，这不难，是到村口的树阴下或草垛前，加入男老朽之群，吸旱烟，听传闻。可惜我先天，没有这样厚的资质，后天，没有这样高的修养，“实其腹”之后苦于不能虚其心。如果人世间容许所谓思想改造，我的这种思想确是应该改造。可是哪里去改而造之呢？显然，干校必不成，如果可能，要请老子骑青牛回来，择个无现代交往工具的地方，办“道德经五千言学习班”。这不可能；还有，至少在这种地方我大有自知之明，是如上干校，如果必须经过考试（戒妄语）方能毕业，我是终此生也不能毕业的。人生于世，心眼儿不当过死，所以我只得辞别老子，回到儒家之门，信受并奉行“率性之谓道”，坐斗室，干自己想干的。
　　一种是进一步温习书法。具体的行动是用废报纸练习毛笔字，而称为“进一步”，称为“温习”，就还要解释几句。上大学时期，我无故“乱翻书”，也涉览过有关书法的书，包括讲书法理论的和碑帖。熟悉产生感情，就说够不上迷，总是很喜欢。这就会碰到一个问题，是书迹，有好坏，法书，有真伪，如何分辨？更深一层，分辨的标准是什么？换个说法，比如面对一幅字，大名家的，心中赞赏，嘴里连声说好，有人问何以这样就好，如何答复呢？我无大网而想捕大鱼，于是就多看，多思，间或也问，以期得到印证。费力不少，所得呢，也许如盲者之于日，多方推想而不能见其真。
　　我常常想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求洞悉书法的奥秘，应该自己也写，即使有进益不容易，能够知道甘苦，也有好处吧？确信有好处，可是知之而未能行。原因，其小者是多年忙忙碌碌，身心都不闲；更主要的是天生左撇子，右手做什么，既无力又别扭，难得培养执笔的兴趣。而下乡就送来机会，人报废，报纸也是废，只要带几种碑帖，就正好补课。这一回是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，知之后即行。大概是由楷入手吧，记得曾用若干日，临褚遂良的《孟法师碑》。语云，习惯成自然，这在废报纸上涂涂抹抹，回京后也没有放弃，那里住的时间长，碑帖种类多，“入虎穴”也就深一些。只是惭愧，在这方面既无才力又没有悟力，费的笔墨不算很少，而成就则等于零。如果一定要说两句好听的，即举所得，那就可以拼凑，一、对于所谓“筋骨”有进一步的体会；二、承上海张伪之兄不弃，为刻个大型印章，文来自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，断章取义，曰“学书不成”。
　　再说一种，是读书。不是读红宝书，是读杂书。正如前面所常说，我同于一切书呆子，早已养成读书之瘾，在干校，冒批斗之险，尚且偷偷吟诵“闻道长安似弈棋”之类，况在家乡斗室，无人窥视然后小汇报乎？困难是来往带东西都要背负，不能过重。只好精打细算，带需要精读并可以反复读的。记得曾带《史记》《水经注》《唐诗别裁集》《清绮轩词选》等。在乡居，还不只一次往天津亲友家看看，倪守正表弟家有些书，韩文佑兄家书更多，也就可以借一些来作为补充。就是靠这些书，断断续续一年多，我坐斗室，就可以不面壁而面对古贤哲，暂时把那些不值得见之闻之的都忘掉。
　　还要说一种，是写。如读，也是早已成为瘾，“情动于中”或思动于中，就想定形于纸面，如可能，就灾梨枣，送到有缘的人面前，请他或她看看。用道家的眼看，这更不足为训，《庄子·列御寇》篇说：
　　知道易，勿言难。知而不言，所以之（往）天（自然大化）也；知而言之，所以之人（世间琐事）也。古之人，天而不人。
　　我不走道家（理想，实际是他们也著述）的路，不是“道不同”，是因为“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”。“四十而不惑”以后，情动于中或思动于中不少，不拿笔，不是学有进益，改为知而不言，而是为避祸。但我自知，本性或说旧习并未变，50年代，忙里偷闲，确知必不能问世，还是写了《顺生论》第一部分（文化大革命之风起时烧掉，重写本有补充），其铁证也。干校结业，生活变为有时“独”坐斗室，古人说要慎独，推想危险之一就是容易旧病复发吧，我果然就旧病复发了，饭后，读之后，很想写点什么。知道必不能发表，仍未泄气，而是学太史公的“藏之名山”，决定藏之破书包里。
　　写什么呢？由“藏”字想到可以远，甚至无妨深而成系统，于是思路只是一跳就落在已经火化一次的《顺生论》第一部分上。决定之后，有旧病为动力，就断断续续写。第一分题目不多，每篇字数也比较少，下去几次，居然就又写成了。“文章是自己的好”，至少是敝帚自珍，文稿都带回，藏在北京住所的旧书包里。以为不会有问世的机会，想不到还会等来改革开放，于是如官员之起复，到90年代初，这些文篇被请出来，略补充调整，就成为拙作《顺生论》的第一部分。此外，记得还写了《怀南星》，也是放在北京住所的旧书包里。这一篇起复早，是80年代后期，《负暄琐话》出版之后，继续写忆旧的小文，找出它来，前后加点新的，改题目为《诗人南星》，收在《负暄续话》里。
　　写，还有文以外的，是诗词。我束发受书，推想很早就接触过诗词。多读是上大学之后，而且听过黄节、俞平伯等讲诗词。我天机浅，常常未免有情，诗词是抒情的，当然就会喜欢诗词。不只喜欢，还利用，比如有时也有什么什么所遇，生“目送芳尘去”的怅惘，就默诵“河汉清且浅，相去复几许？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”，以求有所“化”。用，感激，或说爱。但不作。是畏难吗？像是又不尽然。不刨根也好，反正没作过，或几乎没作过。没想到乡居时期来了作的机会。机会有外因，是几位喜作诗词的旧同事，晋南孙玄常，苏州王芝九，南京郭翼舟，常常寄来新作，见新作，依礼要和，甚至促成技痒。还有内因，是虽然饭后也读也写，终归仍是不少余闲。于是也就试着作诗填词。说来奇怪，是其时还颇有诗兴，尤其1975年，有时一日之所成还不只一首。生产多，难免有随缘充数的，比如曾作《乡居二首》寄孙玄翁，他还是画家，就为其中“小院无人独掩扉”一句补图，画作“山居高隐”的样子，我将错就错，还写了这样一首：
　　黄封（酒名）漉毕着陶巾，小径花飞几度春。欲乞烟云长供养，故山犹有画中人。
　　显然这就成为《画梦录》，与实况无关了。当然，也有与实况符合的，比如1975年8月1日，我又想到久别的远人，一阵怅惘，于次日填了一首《诉衷情》，文曰：
　　春风无赖逐杨花，扑地入谁家？疏帘不掩幽思（读去声），和泪到天涯。多少恨，碧窗纱，凤钗斜。誓言流水，望断长安，负了年华。
　　乡居还会有这样的思情，过于反常了吧？至于我自己，就还是珍视这一点点鸿爪，因为它可以说明，就是受这样多的折磨，我的心仍旧没有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