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礼记·礼运》：“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”这是由“人生而有欲”方面看，吃吃喝喝与男女结合，地位是等同的。“生而有欲”是“天”，及至降到“人”的身上或手里，情况就变为一言难尽。在道人（用汉魏人的称谓）的心目中，两者都价值不高，如必欲去取，则所取是饮食而不是男女。常人或俗人就不同，两者都不能舍，可是表现为心情，常常是男女比饮食更急。可是心情的急又不愿意表现为言谈举止，这是说，都认为这是后台的事，不宜于推到前台。后台的事不好说，可是，又是人生而有之欲，就说是不美妙吧，却强烈而明显，是把己身的隐蔽起来之后，偏偏希望看看别人的。此描述什么什么星正恋、邪恋、结婚、离婚以及附带的欢笑、啼哭的妙文之所以能尽快刊出并换得高稿酬也。现在，我也写流年了，已经写到将及而立之年，仍是只见饮食而未见男女，推想有“索隐”之兴的诸公诸婆诸才子诸佳人早已等得大着其急了吧？为热心的读者，主要还是追述自己的昔日，不当不以真面目见人，决定标个专题写。但泄气的话要说在前头，这里准备的是家常便饭，您想吃本土的传奇加进口的浪漫主义，是注定要大失所望的。
　　叙事之前，想先说说我对婚事的看法。这看法来于对人生的一点领悟，可以分为高低或玄想和实际两个层次：高是可无，其理据是什么；低是应有，其情况是什么。先说高层次的。以“我执”为本位，我们可以问，或应该问：“不要男女，即无婚姻之事，难道就不可以吗？”有人认为不只可以，而且是“应该”。何以应该？一种理论是由辨析男女之欲的原因来，说我们所以有男女之欲，是因为天命（或说自然）限定我们要延续种族；而延续种族，我们并不知道也就更不能证明有什么宇宙论的或道德学的意义（个人的或全体的）。我们所能感受的只是这种欲给我们带来的拘束和压迫（到月下老人祠或娘娘庙烧香许愿就是好例），所以为了取得“万物皆备于我”的自由，我们应该不接受这样的拘束和压迫（如你要我传种，我偏偏不传种）。
　　另一种理论（也可以说是兼实行），可以举佛家为代表。佛家看人生，多看到“苦”的一面。人生有多种苦，不假，有就想灭，至少是减轻。佛家自负为大雄，对于苦，是想以“道”灭之。灭之道是先求明苦因，他们找到一个力最大的是情欲。情欲由多种渠道来，其中一个最重大的是男女之欲，所以想灭苦，就要扔掉这种情欲。而这偏偏不容易，于是制戒，其中一个重大的是“淫”戒，对优婆塞和优婆夷宽容些，是只许正，不许邪，出了家则严格要求，不许男女，婚姻也就无立足之地了。以上两种想法都言之成理，后者并有人人都曾身受的事实为依据，借用禅宗的话说，我也参过。所得呢？知方面，高山仰止；至于降为行，就总感到山太高，而且陡，爬不上去。够不着的葡萄，不吃也罢，那就还是随俗，承认“男女居室，人之大伦”吧。
　　这就可以转为说那低层次的“应有”，即成年之后，也搞对象，幸而有成，结婚。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可以分等级，婚姻也是这样，以当事者满意的程度为标准，我多年阅世加内省，认为可以分为四个等级：可意，可过，可忍，不可忍。先说可意，是当事者（当事者是两个，人各有见，所感未必一致，为了便于说明，只好假定一致；或者承认不一致，这里的立论仅适用于男本位或女本位）觉得与己结合之人正是自己想望的，所谓天赐良缘是也。如果只顾希望而不管事实，当然，世间所成之婚最好都是这样的。可是很遗憾，充斥于世间的偏偏是事实，与希望总是有或大或小的距离。说起来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，因为至少在这方面，上帝并非全能全善，于是所生，姑且男本位一下，只看外貌，西施很少而东施很多，娶得西施，可意了，娶得东施呢？还有，人总是不能因情热而长时期迷乱的，比如说，一见倾心之时，成为眷属之前之后，感到可意，这“之后”延伸，一年，两年，以至十年二十年，人老珠黄，马勺难免碰锅沿，还能同样感到可意吗？所以我有时甚至想，正如理想之难于变为现实，婚姻的一种可意的级别，也许只存在于《白蛇传》《牡丹亭》一类书里。
　　太悲观了，或者改为这样说：都长时期感到可意是可能的，却是不多见的。承认这种现实有好处，是高不成而低就，心里可以坦然，祖传秘方所谓知足常乐是也。再说可过。过是俗话说的过日子，可过就是可以在一起过日子。这种中间的程度可以由“不足”和“有利”两个方面来说明。不足容易说，世相语“文章是自己的好，老婆是人家的好”的后一半正好说明这种情况。但更有力的是另一面的有利，可以用心理的感受来形容，是一天的由日出到下一次日出，一年的由元旦到除夕，男本位，有她，女本位，有他，感到有多种方便甚至依靠，没有她或他，轻则感到不够热闹，重则感到诸多不便，甚至过不下去。这样的男女结合，如果心里还装着“可意”，是李笠翁的“退一步”。过于委屈了吗？眼睛只看理想，是这样；如果换为多看现实，应该承认，能够这样已经很不坏，因为，也是现实，是有不少人还要退一步，降为可忍。
　　接着说可忍，是看外貌，察内心，以及日常生活的诸多琐细，总是感到不尽如意，可是睁一眼，闭一眼，想说，少说一句，也能对付过去，或有时想到根治，分，子女，房屋，居家杂事，种种牵扯，又，“故人从阁去”不难，还能“新人从门入”吗？千恩万虑，还是忍了吧。语云，忍为高，人生一世，会遇见天灾，会遇见人祸，都忍了，男女之事只是更近一些，难道就不能忍吗？这情况会使我们想到数量，是可忍与可过相比，究竟哪一种多些？大概只有天知道。最后说不可忍，情况是继续合，很痛苦，只好分。合不来，追原因，如果枚举，无限。但可以综括为四类。其一是一方，甚至双方，想，或已决定，另筑新巢，合就成为不可忍，只好分。
　　其二是道德修养方面有大分歧，比如一方是坚信人应该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并身体力行的，而另一方则以整人为乐，朝夕面对，不可忍，也就只好分。其三是政见有大分歧，比如在清朝末年，一方是帝党，主张变法，而另一方是后党，张口闭口老佛爷，必致话不投机，见面不愉快，就不如分，各走各的路。其四是生活习惯有大分歧。生活习惯包罗万象，有些放大，简直可以视为人生之道，古人说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，离得太远，互不迁就，也就只能各走各的路。就我的观察所及，有的一对合不久而分，并不是有什么大分歧，而是为一件小事吵了架，一时气不能消，就分了。所以说生活习惯，也应该包括俗话说的“脾气秉性”，这看似小节，也会发展为不可忍，使婚姻破裂。
　　以上说看法是泛论。泛论有大用，是我将以它为眼，看己事，以它为笔，写己事。
　　记得是80年代后期，我烦人刻一方图章，文曰“六代之民”，六代的第一代是大清帝国。我生于光绪三十四年戊申腊月，地道的满清遗民，又生在偏僻的农村，因而早年的生活不能不是乡村而且旧时代的。单说婚姻，我们那里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外加二早，订婚早和结婚早。估计是我三四岁的时候，我家隔一家的东邻有个姓石的男性，通称花四，他有个姐姐嫁村南六里侯庄子（属武清县）沈家，病故，沈姓又娶，他呼为续姐姐，生的次女行七，比我小一岁（实际是八个月），他认做外甥女，灵机一动，抽出红丝，就把她和我拴在一起。其后，仍从乡村习惯，于1926年冬天，新算法我和她都是十七岁，就把她娶来，成婚。其时我在通县师范念二年级，等于还没有接触新风，对于这样的婚事也就既说不上欢迎也说不上反对。沈是完全旧式的，缠脚，不识字。貌在中人偏下。但性格好，朴实温顺，以劳动、伺候人为天赋义务，寡言语，任劳任怨。母亲说她好，我也尊重她。
　　旧时代早婚，一个务实的目的是家里添个劳动力，“男女居室，人之大伦”还在其次，所以只要外边能找到门路，总是把儿子送出去，求高升，儿媳留在家里做奴婢。这样，我到外面上学，只寒暑假回家，她就从乡里之俗，长年劳动，入门伺候公婆、小姑，出门下地上场，做妇女习惯做的活，如拾棉花、摊场之类，到寒暑假，还要伺候丈夫，缝制新的，拆洗旧的。家中任何事，她没有发言权，可能也没有意见；向来不表示感情，因为四德（德言容工）之首位的德规定，妇女是不该动情的。负担这样重，生活这样枯燥，却也有所得，是邻里夸为好媳妇。她有没有烦恼？至少是在婆家，向来没说过。直到后来，我回去的次数越来越少，有另一个女性与我相伴的时候，她也不说什么，仍是静默地过日子。我推想，她不说，心里是不会如止水的，是什么力量让她静默地活下去呢？大概是接受了两种“命”：一是几千年来妇女共有的，忍辱负重，为别人；二是自己遇到的，既然情况是这样，也就只好这样。
　　但无论怎么说，这情况总是不美满的，父母二老会不会想到其前因以及如何善后呢？后悔包揽这婚事是不可能的，因为远看，祖祖辈辈，近看，左邻右舍，都是这样。大概也不会想到善后问题，因为除了任其不美满，顺流混下去之外，也实在想不出其他办法。那是旧时代，妇女已嫁，夫健在，明言离，另寻佳偶，这条路是不通的；可行的路只有一条，保留夫妻之名，兼取在婆家活下去之实。我也承认这样的现实，但对她，显然，纵使怜悯也力量有限，又因为多年来“伤哉贫也”，也只能每月补贴一点钱，以求她生活能够略容易些。这样延续到80年代，她去世了。我有时想到这件婚事。
　　她的确是受了一辈子苦，应否完全由我负责？站在她一方，可以这样说。站在我一方呢？忘情过一生，且不说应该不应该，年尚未而立，做得到吗？勉强做，也是苦，应该由谁负责呢？推诸“旧”？可惜它是已然，你怨也不能把它怎么样。自然，华年已逝就可以循另一种思路，比如说，佛家的，就可以说“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”。可是如果真入了佛门，忘掉解脱也不对吧？那就不得不遁迹山林，修不净观了。总之，生在新旧交替的时代，想把围绕着婚事的诸多问题都解决得天衣无缝是几乎不可能的。其实，就是全新而不旧，问题就会减少到可以不再费心费力吗？显然也不是这样。那就结果仍然，至少是有时，还要“忍”。
　　忍是后话，其时的实况是，我正在由旧走向新。这“新”是多方面的，说一时想到的一点点。其一，前面提到过，我念男师范，通县还有女师范，名称对等，人呢，有时足踏长街会狭路相逢，剪发，粉面，着淡雅旗袍，大脚，走路不扭而潇洒，觉得很可爱。爱，藏于心，也会发酵，孕育幻想，是如果能——那该多好。如果的背后藏有现实，是父母加媒妁那条路，其结果，自己已经感觉到，没有看剪发、大脚那种感情，当然不合适，也就不合理。其二，就在这个时期，我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，包括不少新翻译过来的世界名著的小说、戏剧，其中或直接或间接地谈到人生，几乎都认为男女结合，应该始于浪漫主义，终于“死生契阔”，也就是如串珠，中间的线要是火热的爱。其三，还不只是理想或幻想，已经见到，同样出入于师范学校之门的，有少数，1928年秋革新之后，经过相识，情书（据说有一位曾咬破手指写），而终于与剪发、大脚的成为眷属。其四，是我由小城市走入大城市，而且是站在文明前列的北京大学。我有时也就忘其所以，或说兼为环境所染，至少是心里想，以前没有的，能够变为有才好。
　　世间确是复杂的，或说兼有点神秘，比如说，你想什么，以为必不成，也许一梦醒来，成了。成靠机缘，以下说另一次的机缘。我长兄念京兆师范，有个同班同学名于忠，字伯贞，京北清河镇人，曾任清河镇立小学校长，在东郊六里屯有砖窑厂，常住北京。我念通县师范时期，我长兄曾在那个小学教书，我去过，记得不只一次。于体格是矮壮型，人敞快，好交，总是说说笑笑，我呼之为于大哥。我考入北大以后，住在沙滩略南大丰公寓，他也来过。大概就是考取后的8月暑假末尾，有一天，于大哥来了，说他表妹李绍强住西城大乘巷，在温泉女中上高中，有个同学名杨成业，反对包办婚姻，离开也住在西城的家，决定不再上学，谋自立，不知道香河县立小学（我长兄是校长）是否需要人，希望我帮忙介绍，并说如果可以，他想先带她来见见面。其时我正幻想维新，对于年轻的女性，而且胆敢抗婚的，当然很感兴趣，就表示愿意见面。过一两天，是上午，于大哥带着她来了。
　　她十七岁，中等身材，不胖而偏于丰满，眼睛明亮有神。言谈举止都清爽，有理想，不世俗，像是也富于感情。她原籍湖南湘阴，北京生人。父亲杨震华，据说中过举人，民国二年北京大学商科银行学校毕业，曾创办新华大学；母亲姓丁，湖南平江人，世家小姐；在北京，她还有个哥哥，两个妹妹。总是因为，除了亲属以外，我没有同年轻女性有过交往吧，觉得她很好，如此年轻而有大志，在女性中是少有的。正如一切男性一样，对某女性印象好，就想亲近，并有所想就实行。那一天，我们谈到近中午，就请她和于大哥到东安市场东来顺去吃午饭。其后是我写信问香河是否缺人，说如果缺，于大哥推荐一位，如何如何，我以为很好，可以去。回信说缺人，欢迎前往。这其间，以及长途汽车站侵晨送行，我们又见了几次面，以致上车时都有惜别之意，约定以后常写信。且夫惜别，情也，情会发展，具体到事是信多，收到看完就复；复，写，三页五页，情意还是不能罄尽。总之，形势是恨不得立即化百里外为咫尺，并且不再分离。记得是1932年的春天，她回来，就住在我那里。
　　此后，我们的生活由交织的两种因素支配着。一种是穷困，因为我还在上学，就只好仍是她到外面去工作。另一种是希望长相聚，因而只要可能，就在沙滩一带租一两间民房，用小煤火炉做饭，过穷苦日子。这样的日子，有接近理想的一面，是都努力读书，单说她，是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，并想写作。又为了表示心清志大，把有世俗气的学名“成业”扔掉，先改为“君茉”，嫌有脂粉气，又改为“君默”，以期宁静以致远。也有远离理想的一面，是我们的性格都偏于躁，因而有时为一点点琐事而争吵，闹得都不愉快。就这样挨到1935年暑后，我毕业后到天津南开中学去混饭吃，她先是在北京，后又到香河去教小学。何以我有了收入，她又出去工作？师丹善忘，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是1936年早春，她在香河，我在天津，收到也在香河教小学的刘君一封信，说杨与在那里暂住的马君来往过于亲密，如果我还想保全这个小家庭，最好是把杨接到天津去。
　　其时我的心中情多理少，就听了刘君的劝告，先是写信，然后亲自去，记得到京津公路的安平站，把她接到天津。在南开中学附近租了两间西房，又过起共朝夕的日子。但我们都觉得已经有了隔阂。心都不安，而情况不一样。我体会，她先是在新旧间徘徊，很苦，继而新的重量增加，更苦。我当然也不好过。但都不谈这件事，表面还平静。学期终了，我解聘，一同回到北京，投奔她哥哥在西城的住处。不记得是因为有预感还是另有所图，我在母校新四斋借得一个床位。可能不很久，我反复衡量当时的情况，头脑中忽然理智占了上风，确认为了使无尽的苦有尽，应该分手，另谋生路。记得是一天下午，在她哥哥住处的西屋，我向她说了此意。她面容木然，没说什么。我辞出，到北大新四斋去住，我们就这样分离了。其后很多天，我的心很乱，因为感情常常闯进来，与理智对抗。有时像是感情力量更大，就真想去找她，幸而胆量没有随着增大，才欲行又止。这样延续到9月，有了远走的机会，理智终于当了家，为人，也为己，领悟藕断，必须丝也断，就毅然舍掉北京，到保定去了。
　　重述这些，我会不会有怨气？在当时，也许有一些，及至时光流过很多，心情归于平静，理智高居主位，想法就不再是那样。是什么样？借用西方某哲学家的话，是凡是已然的都是应然的。视为应然，有理由。其一，人之常情，以男本位为例，纵使所得是西施，新机缘送来另一西施，也会“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”。何况其二，也是人之常情，男女之间，唱“惊艳”的时候，入目的缺点也是优点，及至挤入一室，一天面对两个十二小时，日久天长，眼就会少见优点而多见缺点，也就会感到，相伴之人并不像见信不见人时那样好。其三，参照我前面所说婚姻可分等级的看法，恕我直言，我们是属于不可忍一类，因为除道德修养一个方面以外，考虑其他三个方面，都是宜于分的。应然则不怨，还有更重要的理由，是其四，如果不能走万物皆备于我的路，就要有婚事，婚事也有花期，是诚而热的互恋之时，最值得珍重，我现在回顾一生，也有这样的花期，仅仅一次，就是我们由相识到共朝夕的前两年，仅仅这两年，是难得忘却的。推想她也没有忘却，是解放战争胜利之后，她回到北京，我们又见了面。
　　她参加革命，没有扔掉文学，建国前写了《苇塘纪事》，署名杨沫。50年代她出版了《青春之歌》，因而出了名。不少知道我的读者认为其中有些事是影射我；我的室中人则更进一步，说是意在丑化我，心里很不舒服。我却没有在意，因为：一、影射是高位人的常有想法，我无位，就不该这样想；二、可能也见于小说教程，是为了强调某种教义，是可以改造甚至编造大小情节的；更重要的是三，要明确认识，这是小说，依我国编目的传统，入子部，与入史部的著作是不同的。一晃大革命过去，迎来80年代，据好心人相告，她追述昔年常提到我（这回不是小说），言及分手之事，总是明说或暗示，我负心，兼落后，所以她由幽谷迁于乔木，相告完，并想知道我有什么想法。我说，认定为负心，是人各有见，认定为落后，是人各有道，至于由幽谷迁于乔木，我祝愿她能够这样，但据我所闻，也未能天衣无缝。但她有名，为了名，举事以证明迁得好，也是应该的，至少是可谅解的。
　　有的好事者好得出了圈，一定问我为什么总是沉默。我说，理由不少。其一，这类过去的事，在心里转转无妨，翻来覆去说就没有意思。其二，我没有兴趣，也不愿意为爱听张家长、李家短的闲人供应茶余酒后的谈资。其三最重要，是人生大不易，不如意事常十八九，老了，馀年无几，幸而尚有一点点忆昔时的力量，还是以想想那十一二为是。也就是本诸这样的信念，我昔年写《沙滩的住》（收入《负暄琐话》），末尾述走过大丰公寓时的心情，是：“屋内是看不见了！门外的大槐树依然繁茂，不知为什么，见到它就不由得暗诵《世说新语》中桓大司马（温）的话：‘木犹如此，人何以堪！’”这人是可怀念的人，虽然今雨不来，旧雨是曾经来的，这就好。写到此，估计还会有好事者问：“你不总是沉默吗，何以这回拉开话匣子，说了这么多？”答曰，这是写存于头脑中的旧事的碎影，头脑中有，秘而不宣是不应该的。那么，旧事，远年，就一定能够如实吗？曰，可保证者只是秉良知画影图形，即主观上不以半面妆见人，如是而已。
　　至此，要退回去，说1936年暑后，为了该结束的能结束，我到保定以后的事。前面说过，我为之代进德中学课的李列五，为打官司住在保定，我来保定当然要去看他。他住在西街路南明远客栈，打官司并不常开庭，我呢，初来乍到，熟人很少，因而交往就多起来。闲谈，共酒饭，次数多了，相互了解就加深。于是有那么一天，他张了口，说他有个甥女，比我小一些，聪明漂亮，尚待字闺中，想给我介绍，问我有意无意。我存有乡村的旧印象，未加思考就以为此路必不通，笑了笑，没说什么。想不到李君如我的二姑母，有说媒之瘾，是10月10日（其时的国庆）之前，他旧事重提，说恰好国庆假日与星期日紧邻，可以休息两天，他决定回容城，到家里看看，希望我一同去，与他的甥女认识认识。对于相看乡村姑娘，我有一搭无一搭，但想到连续两天，一个人闷守宿舍，就不如出去，到个生地方看看，所以就答应同往。李君的愿望初步实现，当然要加一把劲，于是进一步介绍女方的情况。是他有个堂姐，嫁白洋淀大北流村（在淀的西北部堤外，南距新安镇十里）李家，只生此一女，丈夫就病故了。李家是世家，有功名，开烧锅。　　女名李芝銮，因为是独生女，养得娇，愿意找个读书人，托终身，所以年过二十还未出嫁。女的祖父是个秀才，祖母是新安世家曹家的小姐。女的未出外上学，家里有家塾，读书也不少。当然精于刺绣，还能唱京剧。因为只母女二人，就常常随着母亲住在外祖家。昨家里来人，他问过，正好在外祖家住。听了介绍，我的设想的印象变一些，心里想，耳闻不如眼见，看看再说吧。且说就到了10月10日，李君和我，还有李君的五叔父，三个人，早晨由保定上火车，北行不远到固城站下车，改乘骡车，东行十八里就到了他们家北张村（东距容城县城八里）。时已近午，饭后在街门内的柜房休息。李君则由到家就更加忙碌，因为他的地位是导演。演员中，我知道演什么，女方不知道（怕我不同意，女方难堪），他的夫人也蒙在鼓里。他让他夫人饭后去接女方，就说有点急活，求她来帮着做，加说一句：“一定要接来！”下午，女方来了，由柜房前过，我远远看到，穿一身浅粉色衣服，很窈窕，原来也是剪发、大脚。其后，我们在李君的住屋里见了面，虽然还有李君夫妇在场，她也是坐立不安，很少说话，说就粉面含羞。
　　短时间我的印象，她体貌清秀而性格温婉，是地道的旧时的大家闺秀。这一场演完，很明显，接着就该我表态，如何决定呢？后来想，其时还是佛家视同蛇蝎的情欲占了上风，我略考虑之后就点了头。所考虑是这些。其一，我是常人，面壁，参禅，口头说说，心里想想，都可以，实行则必做不到，那么，有“新人从门入”的机会，还是开门纳之吧。其二，清秀温婉，我喜欢。其三，加个纯理方面的理由，是虽然远走保定，心则有时还在动荡，为了化动荡为一块石头落地，最好是筑一个有另一女主人坐镇的新巢，我把己身交给她。
　　其四也许更重要，以行路为喻，东方是新，我兴致勃勃地往东，结果碰得头破血流，很自然，会觉得应该转身向西，即复旧，以期不再有头破血流的危险。总之是我告诉李君，我愿意，然后原路回保定。其后是演刘媒婆的李君也不易，曾兼说一点点假话（如说比我小，实际是长我一个月有半；说能唱京剧，实际是不能唱），傅朋同意了；孙玉姣呢？仍须努力。据后来所闻，是除了说我人如何好、学问如何大之外，还迎合乡村的心理，说家道如何富足，又亲身往城隍庙，找个瞎子，给两角钱，为我配个好八字，之后是八字到家，找另一个瞎子批，说命太好，前途比官还大云云，她母亲与诸姨皆大欢喜，亲事就成了。
　　两厢情愿之后，不知道是谁的主意，说配我这个洋学堂毕业的，女方也应该用新颜色染一下，即到保定的某一个学校混个资历。人已经是我的，这件事就交我办。我知道这个想法必不成，可是使人（所谓新亲）扫兴的话不好出口，只好说试试看，于是女方就来了，住在我同班同学李耀宗的住处，已故画家姚丹坡的半弓园。我们不能不常见面。她确是温婉，谈起近事远事，她都不表示意见，由我做主。成婚的事，我很厌恶旧习俗，也为节省，主张到北京，约一些最亲密的朋友，聚会一次，算做正式通知，礼成，她也同意。记得是12月上旬，我们一同往北京，住在王府井大街迎贤公寓，照计划，与友人欢宴，游游市场，买点用品，就回了保定，一件大事就这样办完了。
　　其后是我们就过起用小煤火炉做饭吃的生活，虽简陋而安适。次年暑假来了，我们到北京暂住，想不到就遇见七七事变，不能再回保定。路不通，她也就不能回娘家看看。其后是北京有了穷而陋的家，她支撑着，饥寒而无怨。积日成月，积月成年，年也过得不慢，就到了1966，大革命的暴风刮起来，与她熟识的西邻被抄家，女主人用刀抹了脖子，她抗不了这刺激，很怕，精神有一点点失常。幸而抄家之风不久就过去，但据我观察，她的内心深处遗留了病根，表现为容易起急，有时甚至拍桌子。但通常还是脾气好，能忍。这使她虽然瘦弱，还是能够高龄。是1986年夏日，我们到北戴河住一周，算做结婚五十年纪念。近两三年，她脑力退化，近事，如司马温公之旋踵即忘，可是她仍在计划，到明年，1996，能够庆祝结婚六十年。
　　五十年，六十年，这样的婚事，该是合于理想了吧？像是也不好这样说，因为，仍用上面说过的理论衡量，我们并未始于浪漫主义。她的感情以及表现是旧时代的，嫁谁，护着谁，甚至舍己，却并不火热到总想抱住卿卿我我。语云，来而不往，非礼也，我也就没有感到过有这样的火热。合于理想，要是情人变为夫妻，或情人变为夫妻和情人的混合，而我们，只是夫妻，纵使是能够唱随的夫妻。但我们也有所得，是就不会有火热的衰退，由积极方面说是宁静，比喻为春秋两季，虽不热，也不冷。有人也许认为，与动荡不安（轻如怨恨，重如分离）相比，这宁静是较可取的。如果竟是这样，就等于承认，在婚事的大伦方面，旧的也不是毫无足取。用妇女的眼看，这大有男本位之嫌，也是一种落后吧？真是一笔糊涂账，留给电子计算机的专家去算也好。
　　也有我清清楚楚，用不着别人去算的，是她的为人，也想说说。先说可以为训的一面。其一是宽厚，总是以善意对人。外人的印象是最有力的证据，不管关系远近，交往多少，都说没见过这样好的，待人总是那样和气，那样热情，见着高兴，离开就想，长时期不见，再见到就掉眼泪。也确是这样，比如现在，我们老了，却还能吃能喝，几个昔年常聚会的朋友则都已先后下世，因而周末或星期日就经常门庭寂然，她常常想到他们，就说：“那时候多好，平弟，他刘大伯，老李，星期日就来吃饭。现在没有人来了！”她退而取其次，是有生客来访，尤其是女性，带着孩子，她就热情招待，拿吃的，泡茶，陪着拉家常，人家告辞，她诚心留，表现为舍不得。对我当然也是这样，或更是这样。我缺点很多，她像是视而不见；见，也决不向她的亲属说。
　　我的生活习惯，推想有的她未必同意，但她还是表现为赞同，比如现在还摆在案头的乾隆时期砚山，是40年代难得温饱的时候，我在一个挂货屋子见到，定价十二元，没舍得买，回家同她说，她劝我最好还是买了，不然会后悔，才壮了胆，忍痛买回来的。对我，她总是这样克己，吃穿等小事，她主持，让我占先；我有时任性，触犯了她，她也会不痛快，但一会儿就若无其事，她说她向来不记仇。她也有所记，是怀念旧事，她现在老了，日常无事可做就翻腾她那十几本相册，对着一些人的昔年的留影出神。其二是脾气好。这与她的宽厚有关，但她是好得稀有，所以值得单提出来说说。这也容易说明，是除了对我，有时候争吵几句以外，一生没有跟谁说过带怒气的话。她不是不骂人，是“不会”骂人。这一点，她自己也明白，所以有时谈及自己的脾气，就说：“李大姑娘故意把水泼在我门口，我绕着走，也不说话。
　　”绕着走是能忍，但能忍也是稀有，要列为其三，也加重说说。她出身世家，而且是闺秀，嫁我以前，没进过厨房，没到商店买过东西。出来以后，用小煤火炉做饭，要买这个买那个，干这个干那个，“是可忍也”；难忍的是到了北京，七七事变以后，立刻就没饭吃，秋风乍起，连夹衣也没有。我观察，她真的是处之泰然，没有一点悔和怨的样子。这样的坚忍地面对穷困的态度，她是整整维持了四十年。其中还有50年代初的我第一次挨整，每月只领十几元生活费，她不得不侵晨到小市去卖家中旧物，换柴米。我是穷小子出身，出头露面卖破烂，也会很为难，她当然更是这样，可是她没有表示为难，这是一切苦都咽到肚里去了。还可以加说个其四，是她淡泊，不见势和利眼开。她的亲属有经商（自然就难免加点欺骗）发了财的，她每次谈到就表示厌烦，而对于我的一些存书则爱护备至，所以有时我想，如果有掉书袋的机缘，我就有资格大写其“糟糠之妻不下堂”了。
　　再说不足为训的一面。其一是能力低微。说这一点，有轻视她的嫌疑，但既是事实，也就只好说。有的人，如我曾与之结邻的北大物理系李守中，虽下肢残疾而多能，在汉中参加乒乓球赛，他能打败许多健壮的高手，取得冠军；夏天，厕所顶部（老房子，很高）铁管滴水，他能悬起一块塑料布遮挡，我始终想不明白他是怎么上去的。我的这一位是正好相反，比如室内的电灯泡坏了，买个新的，她是必不能换旧为新。总的说，除了幼年在家乡学的一点点技能以外，一切生疏的，她是既不会做，又不想做。做，也是慢条斯理，不想快，想也快不了。我有时起急，甚至想到天之生材，——后天的力量也许同样不小吧？总之，不管什么原因，结果她是没有自立的能力，更不要说走出家门，创点什么业的能力。其二是，也许正是由于能力低微，她就谨小退缩，除了每天常规的作息以外，她是什么也不敢做。大事，听到陈胜、吴广揭竿而起，或徐敬业提笔写檄文，她怕；小事，比如我登桌子换个电灯管，她也怕。她自己的事更是这样，只举两件为例。
　　她识字，估计也未必不能写，可是有时我们不在一地，我写信，她不写，不是无话可说，是怕写不好。又，为了节省她缝缝连连的精力，60年代初买了缝纫机，于今三十年过了，她没试用过一次，起初我还劝她学，她说：“我学那个干什么！”我知道这是怕，变为不怕是不可能的，也就听任缝纫机占一块有用之地，作闲居之赋了。其三，她还有个我始终不明白其来源和用意的奇怪习惯，是藏物（包括废品）而不用，我多次表示反对也不能改。先说可用的，比如为了轻暖，买个毛毯，一转眼就入了某个箱子，我问，她就说：“有被子，用不着。”又如亲友送点食品，不是必须立刻下咽的，也是一转眼就入了某个缸，时光不停，经过夏季，必是生很多虫子，发现，扔到垃圾堆上。还有不可用的，是新务虚风制造的各种商品的外面光的包装，实为废品，她也惯于藏，于是已患地少人多的住屋，此角落或彼角落，就挤满这样的外面光。你据理说这些都是无用之物，以请出去为是吗？她只顾舍不得之情而看不见理，且夫情，坚固工事也，难于攻破，我也就只好视而不见了。
　　至此，可以为训加不足为训，为这样的婚事定等级之性就不难了，是大部分“可过”加一点点“可忍”。
　　婚事说完，还想依制义旧规，说几句因“观我生”而来的感慨。共有三点。其一，单说常人常态，有生以后，都不得不面对饮食和男女两方面的问题，我的体会，男女问题比饮食问题远为难解决。人人有理想或幻想，而你能抓到的只是现实，而现实是经常与理想或幻想有或大（多见）或小（少见）的距离的，就是说，你总不能想什么有什么。其二，想而有，靠机遇，想而没有，也靠机遇，而机遇，已然者不可改，未然者不可知（走火入魔者认为可求助于《易经》或什么瞎子，可不管），我们想到它，也只能仰天太息而已。其三，万不得已，还要反求诸己，用东方哲人惯用的内功，即必要时候，对人不求全责备，自己“忍”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