语云，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，我也想顺应一次抟扶摇而上的时风，话拣大的说，自吹为智者，接着吹，是许多听起来值得山呼万岁的言和行，我总觉得背后必藏着什么，而事后证明，我的怀疑主义经常是对的。可是对于干校的生存、发展、变化，我的推断就错了。入学之前的想法是，既名为校，就要有课程、考试、升级、毕业诸事。而说起考试，如吾师俞平伯先生，我就以为必不能及格，也就不能升级，更谈不到毕业。如何过下去呢？幸而有许莹环师母陪伴，霜晨月夕，如果还有闲情，可以闭门对坐，小声哼“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”之类。我呢，也必是不能升级、毕业，可是如乐羊子，孤身上学，住八间房，门昼夜大敞，怎么办？早有精神准备，是生于此，老于此，就是说，估计也许不能回来，至少是短时期必不能回来。直到1970年后期回家探亲还是这样想，所以各处跑，置备御寒的衣物。没想到，大概是进入1971年吧，形势突变，是多方面显示，将，或说已经，走向结束，考试、升降级等事都没有了，只剩下为每个学员安排一个去处。
　　就我所知的范围说，结束之最明显的迹象是，传达一个文件，内容的重要一点是，结业之后，不分配工作的，一般不得回城市。所谓一般，是容许例外，只说与我有关系的例外，比如伴侣在城市有工作，而且离不开，为了不劳燕分飞，可以回城市。我的老伴是家庭妇女，虽然参加过“我有两只手，不在城里吃闲饭”的学习，正如其他家庭妇女，都是嘴里学好了，心里没学好，而且未拿到毕业证书就逃了学，为了躲避下乡，扔了城里的住所，投身于北京大学的人海之中。仍然没有职业（不是无事可做），于是就堵死我回北京的去路。心里当然有想法，是没有职业，为什么就不能在城市住？还有，如果不上干校，告退，也逐出都门吗？显然，是只能心里想想，新的传统，今日的所说都对，只许服从，不许有想法。这也有好处，是心可以长期休息，不为将来费时费力。大概是2月晚期，听说名为连、实为社的组织已经在为我的去处奔走。这里插说几句，我在教育部所属的出版社工作几十年，切身感受，社，上承部，对于职工，一向是宽厚的，有时参以整治，都是压力由上方来，不得不等因奉此。我不得回北京，是因为有自天而降的明文。哪里去呢？花甲以上，最好能有人照顾，于是考虑几个女儿。二女儿在北京，四女儿尚未成家立业，可考虑的只有大的和三的。大的在张家口，三的在新疆，当然以住张家口为上，于是派两个人去联系。都办好了，最后呈军管会，说其地乃反修前线，当地老的还准备疏散，况外来者乎，总之是不收。听说还考虑过香河县城，那里没有我的亲属，自然困难更大。但这样想，是求我的生活变动不过大，我感激。最后无路可走才想到生地的家乡，联系，因为已是背水一战，也就成了。家里的人，老一辈，父母，早已归西，中一辈，兄一支，在唐山，妹一支，在天津，总之都在外。房子空了，成为生产队的队部。交涉，让出一间西房，略修整，算做我的安身之地。
　　去处定，已是3月下旬，接着就送来申请退休的表格，也就是办理退休手续。社门里的事，好办，也就成为快办，只是三四天，就来人通知收拾东西，该装箱的装箱，该打包的打包，准备有便车就回北京（因为户口还在北京，要办完移户口手续才能下乡）。我听命，收拾，等车。万没想到，等了两天，来的不是便车，而是另一个通知，是暂不能走，因为军管不同意退休，要改为退职。都感到意外，但一想也就明白，是社，部，仍通情达理，可是已归军管，自己不再有权。有权者愿意左，于是就不管解放初期审查历史无罪的结论，更不看其后的规规矩矩工作二十年，账重新算，认为在旧时代，未能与旧的肉食者一刀两断的都算有罪。所以我，吴道存，可能还有其他人，就欲行又止了。止，还要劳动，仍是烧锅炉，于是再作长久计，开箱，解包，照旧规生活，听候处理。等了约半个月，又让办手续，主要是问同意不同意退职，同意就签字，准备离校。不同意？积二十年之经验，是连梦中也不敢说，因为这不是在法治的法院，可以辩护，上诉。我仍是用新时代的处世奇术，表示感激宽大处理，然后等待回北京。记得是4月22日下午，有了便车，社里派一男一女，送我到蚌埠，直到晚间，上了北上的火车。
　　车很挤，记得到济南才找到个座位。没有坐睡的本领，又因为如此还乡，还要还另一个乡，思绪万千，一路未曾合眼。23日晨九时左右车到北京站，大概是干校曾用电报通知家里，二女儿来车站接。到家，家里人还是表示安慰，因为究竟是回来了。我也有些安慰，但更多的是想近和远的将来。由下一个月起，工资没有了，得了总数的退职金五千多块钱，应该存起来，备不时之需，而上有岳母，中有妻，以及自己，年，月，日，怎么过呢？我挣扎多半生，虽然自知无能，却愿意自食其力，难道此后变为吃孩子吗？还有，古人多说富贵回故乡，我现在是落魄回故乡，纵使已经多有不要脸面的训练，想起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所说：“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，我何面目见之！”终于不能不感到凄然。总之是干校的一段苦难表面像是度过去，实际是换为另一种形式，这是心方面、物方面都成为“来日大难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