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于1971年4月22日离开干校，次日上午回到北京暂住的家，记得又过一天，为我联系去处的两位校友（社里的党员同事）就来我家，告诉我联系的情况，像是还曾有不愿收的意思。但既已收了，就要照政策办事，从速移户口还乡。估计他们来，还有督促的意思，因为他们的任务是把我安置在京城外的一个地方。家乡不愿意收，我不愿意去（因为要由无大困难变为有大困难），可是这两位还要各处奔走（曾往张家口、香河），因为其时的局势是只信权，不讲理，更不顾小民的苦难。
　　我户口在北京，要自己去把户口移到个既无亲属又无生活条件的地方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嘴里不敢说，心里明白，是我们的一切，决定之权不是“法”，或退一步，“情理”，而是至上的灵机一动。但既已多年如此，为了平安地活下去，处世奇术也就只剩一条，是绝对服从，并装做心里没有任何其他想法。事实是有想法，比如曾设想，可以装病，到张家口去疗养，拖延，不去迁户口，北京市不知道，不会来催，干校越来越冷清，还有精神管这鸡毛蒜皮的事吗？但立刻就转念，如果追问，扣一顶抗命的帽子，抗命者，反革命也，这还了得！所以三十六计，仍以遵命为上计，让回去就回去，保命为上。事后，有人说风凉话，认为我如此顺从，多受好多苦，不合算。我说，就说是不合算吧，所失究竟不多（也许还有所得，详下）；而有些人呢，如吴祖光先生所说，某戏剧名家只是因为过于听话，三十年，竟是一片空白，小巫大巫，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　　言归正传，说还乡。由迁户口说起。北京大学的住户属海淀派出所管，迁户口，要带着户口本以及其他粮本、副食本等，到南大街附近的派出所去办。去之前，家里曾开个小会，因为头脑里还有学习“我有两只手，不在城里吃闲饭”的影像，怕派出所顺水推舟，让没有职业的老伴也随着下乡，都知道乡下生活苦，所以也定个对策，是能够少下去一个就少下去一个。如果派出所坚持必须一齐迁出怎么办？二女儿的意见：那就暂不迁，回来，先办离婚手续，再去迁户口。大家同意这坚决少下乡的策略，我带着离婚的决心，于26日去派出所。接待的是个四十上下岁的民警，我说明原委，他看看户口本，果然说：“你老伴呢？”我说是经过领导研究，决定我一个人下去。那位没说什么，拿起笔，该抹的抹，该填的填，只几分钟，我这整整四十年的住户就“押出国门”了。
　　趁热打铁，隔一天就往广渠门外马圈开往东南方向的长途汽车站买次日车票。其实距北京不过八九十公里，高速车一小时可到，却整整用了一天。29日晨六时起床，到马圈，车坏了，修理，拖延到近午才开车。到大孟庄下车，还离家二十里，天已热，慢慢向东走，到家已经是下午六时。村里人还都熟，见面，外表都过得去，当然，心里会说：想不到你也倒了霉，被赶回家。一其实，如果有家，在熟悉的屋子里，吃睡，都有家里人在眼前，也不至这样狼狈。糟糕的是家里人都外出，房子无人住，用为生产队的队部。我从家里原来的所属，算做第五生产队的社员。当晚办完入队（入公社？）手续，就住在队部。家里大变样，临街的门和院墙，中门以及两旁的墙，都没有了；正院东房三间，由土改时分得的一家拆走了；北房五间尚在，靠东三间成为生产队的办公处，靠西两间用作粮库；西房三间也在，靠南一间由一家无房的石姓住，靠北一间用作粮库，腾清后修整为住屋，给我。且说这间西房，20年代早期建成，曾用作牲畜的居住之所，大概是30、40年代之间，改为人的卧室，我记得还住过，现在成为我的安身之地，想想，不能不有“人间如梦”的感慨。
　　手续办完，乐得还没有安身之地，理直气壮地回北京。决定多流连一天，看看镇上集市的情况，五一先到天津，看看亲友，然后回北京。家乡离天津近，约五十公里，来往人多，交通比较方便，所以五一这一天，先到村西三里张庄马表弟（三姑母之子）家，吃过午饭，由他们村西口外上汽车，刚过中午就到了天津。住三夜，看了最近的亲友，于五四乘火车回北京。又得先公后私。公还不只一件。其一可以坐待，是那联系去处的二位又来，问迁户口的情况。据实陈述，我们都取得遵命的善果；至于这个果，我将来怎么往下吞，下命令以及执行命令的人当然就不会挂心了。其二是我已经失掉北京户口，回来，虽然同住的是相伴近三十年的老伴，终归不能算合“法”，因为没有允许住的证明。这是说，要报临时户口，而报临时户口，又要先有我所属的什么社、什么队的证明。枷锁这样多，我不由得想到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所说：
　　秦孝公卒，太子立，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，发吏捕商君。商君亡至关下，欲舍客舍，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，曰：“商君之法，舍人无验者坐之。”商君喟然叹曰：“嗟乎，为法之敝，一至此哉！”
　　但“嗟乎”完了，就是有兴趣，接着读《苏秦列传》，读完了，还是要去报临时户口，不然，虽然实际是自己的家，住，来查，也许就要“坐之”的。计自1971年4月我因苛政而失掉北京户口，到1979年2月落实政策而户口回北京，将近八年，为这临时户口，我受的折磨也是一言难尽。例如到严冬，室内降至零下3度，水缸结冰，我想回北京，去大队开路条（许外出的证明），有权开的人说不行，我就只好不走，仍旧咬牙忍受。依情理，（如果有法）依法，我可以问为什么不许走，可是二十多年的治术，都是上上下下的有权者，出言即是法，就是正义，不许怀疑，更不许问。怎么办？忍加等待，等有权者一阵心地平和，大笔一挥，盖个印记，我再起程。到北京，有路条，报临时户口不难，但有期限，至多三个月吧，到时候要去续。八年，终于混过来了，现在回顾，就禁不住要问，一、如此不惮烦，究竟有什么获得？二、不许如此，不许如彼，这权力是哪里来的？
　　也许人之最大患是决定忍、只能忍而仍想问。知过必改，也就不再想这些，专心准备还乡的一切琐碎事。主要可以分作两类。第一类是那间房，要腾清，修整到能住。这看来不难，只是三五日之功，其实不然。原因很多，只说其荦荦大者，是：一、不管吹为伟大也好，吹为灿烂也好，反正闭门自省，要承认自私是自古而然，于今为烈，修房子己无利，当然就不想动；二、二十余年说了算的传统，孕育成一种反常现象，是小官反而有更多的官僚主义。其结果是我为了表示有遵命的高尚品德，几次写信问，或不答，答，总是还没弄好。直到约百日之后，9月中，说大致完成，可以去看看。我带着我的少信哲学，去了一次。看，屋内粮食移出，靠窗给盘了一铺土炕，只此而已。
　　求糊窗糊顶棚，说可以；但有室无门（原有门，哪里去了？都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也不便问），有炕无席，言明须我自备。他们的原则是不花一文钱，收干校安家费几百元，算做意外获得。我既不要求，又不追问，因为二十几年的经验，深知要活得平安，就必须不想讲理的理。房总算有了，再说准备的第二类，生活用具，如果把身上穿的、眼睛看的（书）也算在内，琐琐碎碎，数量也不会少。单说与吃与用有关的，绝大部分可以由家里拿，少数，如书桌、水桶之类，就要买。买，也有个原则，是只求能用，越省钱越好。时间长，到10月，连煤球都买了，总算万事俱备，只待找车。再说这等待回乡的几个月，还忙里偷闲，远，到张家口和宣化，近，到西山温泉，或住几天，或只是看看，人，天命所定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就进取，可笑吗？能笑就笑一两声也好。
　　但笑完了，就还要说真格的，办真格的，即找车，下乡。其时，比不了改革开放的现在，什么都不方便，找车自然也不例外，奔跑，托熟人，好容易才找到一辆，名为北京130。定10月14日起行，头一天忙到半夜，把应带的装好捆好。14日晨车来，送的人不少。开车，四女儿跟着去，有名实二用：实是帮助安顿，以期困难可以少一些；名是暗示乡里，还有人管，并未到日暮途穷的地步。车沿京津公路东南行，不知为何，到大孟庄未转东，仍南行，到杨村转北，到村里恰好是中午。村里不少人来，情面是帮助卸车，心里大概是看热闹吧，少数，如小学同学石卓卿，推想会有怜悯之心，可是也只能“相视而笑”。幸而人有了生，就具有一种神妙的本领，是对于已然的，能够安之。我之被赶出都门，到乡村过自炊自食的生活，到用具等抬进屋，成为已然，我不得不安之，乡邻也就随着安之。第二天，四女儿走了，我开始走上人生的另一条路，而断断续续，这样的生活竟延续了五年。是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，我故乡剩的八间房都倒了，这种自炊自食的生活随着也倒了。但影像并没有绝灭，而最清晰的是初到的时候。怎见得？有诗为证。诗曰：
　　青衿游北序（指北京大学），白首转西厢。稚幼争窥户，糟糠欲下堂（谓妻未同来）。榻前多鼠妇（家乡名潮虫子，写实也），天外一牛郎。默数晨鸡唱，方知夏夜长。
　　诗写成，有人看到，欣赏“榻前多鼠妇，天外一牛郎”一联，说不虚下乡一行。我喟然叹曰：“以长时间难忍的困苦换十个字的对偶，代价也太大了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