写下这个题目，立刻想到某些自负为先进的人物必批而评之，曰怕困难，正好证明自己落后，因为力争上游，就要信“一不怕苦”，并黾勉行之。不得已，入话之前，又要辩解几句。先是要随佛门之后，承认世间有苦。记得我还发过高论或谬论，是能享乐算不了本事，能受苦才是大本事。何以这样说？是因为有此本事，碰到不能避之苦，才可以不以为苦，或说不感到过于难忍。这样说，我之推重受苦，最终的目的仍是减苦，或不忌贪多，说求乐。避苦求乐，是“天命之谓性”，所以受苦是不得已；如果得已，最好还是不受苦。也可以躲开讲理，单单以事证之，是高喊“一不怕苦”的，自己并不去受，而是提倡甚至强迫别人去受。强迫别人去受，自己会有什么获得吗？曰有，浅是《论语·子路》篇说的“唯其言而莫予违也”，心里舒服，深是“忍看”违者或设想为违者在受苦甚至走向死的路上挣扎，心里更舒服。这是“己所不欲”“施于人”，结果就多种本可避之苦成为不可避，许多人就只得去受。我被迫还乡，成为许多人中的一个，凭良心说，较之加冠发往北大荒的诸君，还是如在天上。但究竟受了些本可不受之苦，为了也留个痕迹，或者还有教育意义吧，说说。以三才的天地人为序。
　　天指因天时而有的过冷过热。我受命还乡，由1971年到1975年（1976年地震房倒，成为欲回去而不可得），共回去五次，累计住一年以上，其中既有炎夏又有严冬。带着跟我几十年可以算做古董的温度计，感到过冷过热就看看，室内，记顶天的，炎夏是33摄氏度，严冬是零下3摄氏度。与北京大学朗润园的住屋相比，夏季所差不多，住北京，伏日，也曾高到30摄氏度。可是以感受为衡量的标准，多年经验都是，30摄氏度是个关口，稍低，哪怕只是29摄氏度，不觉得难受，一到30摄氏度就坐卧不安。而我这家乡的斗室，不只是30摄氏度，而是33摄氏度，其难过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。冬季的温度所差就多了，朗润园的住屋供水暖，保证不低于18摄氏度，不算高，可是我的习惯，入夜，稍有寒意，棉被厚些，就更容易梦见周公。家乡呢，冷到零下，水缸内的水面结薄冰，空气自然也是凉的，入夜，不敢脱棉衣，躺下，被子、毯子、外衣都盖上，用毛巾蒙头，还是没有一点暖意，也就欲梦见周公而周公也不能耐寒，不来了。糟糕的是还有上床之前，冬季天黑得早，时间不短的一段，屋里太冷，坐不住，怎么办？只好到王老四的热炕头去坐一晚上。时间混过去了，但总不能免于无路可走的悲哀。
　　接着说地，即这间斗室。因为曾用作粮库，天赋会打洞的老鼠，推想已经在地基和四面墙（甚至屋顶）中建成公路网，所以整个一间房，无处不通风透气。也许有好处吧？例如容易换空气就是。但坏处则更加明显，是不宜于经受风雨：刮风，屋里必蒙一层灰尘；降雨，屋顶必漏水。灰尘事小，漏水事大，所以要常求人上屋顶修理。灰尘和雨是死物，还有活物，而且不只一种。大户是老鼠，想来是故地乐得重游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常常由屋的某处出来，跑到另一处，钻了洞。看来也是“生活提高了”，都健壮，而且像是心情也舒畅。更讨厌的是夜里，经常在顶棚上跑，踩得报纸嗒嗒响，吵得不能入睡。我没有娄师德那样的雅量，想反击，以略吐愤恨之气。
　　于是置备了铅条制的老鼠夹，并用美食，如炸油条之类，引诱它，希望它能欣赏，啪的一声而毙之。万没想到，这李斯赞叹的“仓中鼠”竟也是“天纵之圣”，不管怎样用美食引诱，硬是不下口。我非天纵，但有勇气承认失败，于是干脆把鼠夹也扔掉，着重练习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另一种是潮虫子，雅名所谓鼠妇，灰白色，有小手指甲那样大，像是腿很多，有时掀开席，就看到一群到处爬，虽然未必咬人咬物，却也很讨厌。还有一种是跳蚤，身体小，却害处大，也是经常有。土地土炕，宜于它们发荣滋长；它们且有优越的天赋，小个头儿，跳得快，既不容易入目，更不容易入手。白天，也许藏在什么地方吧，入夜就钻到背后，且游且吸血。贪吃，常常在褥单上留下红褐色的污点可证。如蚊，吸血后也留下遗毒，被咬处很痒。又不得不反击，是用敌敌畏，稀释后多处喷洒。战绩呢，也许同于曾文正公，“屡败屡战”吧。
　　最后说人方面。我是单身还乡的，人是社会动物，饮于月下，“对影成三人”，其困苦是多方面的。只说唯心、唯物两个方面。新风，唯物高，先说唯物的。以我感受最深的小事为例，比如出门，带两三个包，在车下或车上，想到厕所方便一下，如果身边有个伴，就轻而易举，反之，只是孤家寡人一人，就成为大难。而行路之难只是一时，我之居乡就不然，而是三四个月。现在还清楚地记得，有时为身病或心病，夕阳西下、应该动手做晚饭而“很”不愿意动，看看身边没有个人影，不夸张地说，真是一阵心酸，想痛哭一场。
　　但哭，不要说劝解，就是看的人也没有，又有什么用？实际可行的只是，或捏着头皮动，或向高僧学习，过午不食，总之都是苦，只能不言不语地受。再说唯心的，虽然较为虚无缥缈，由苦的感受方面看，说不定还应该推为上位。这里却有了道俗之分。道是主动（或努力，或乐得）住茅棚，闭关，求常乐我净。绝大多数的俗人就不成，无事之时，身边无人，就想往街上跑，看看马路上有没有吵架的；已经跑不动，如果屋里有电视，就打开看。我是俗人，虽然有时可以安于面对书本或面对稿纸，却无大雄之力违俗人之性，不动心地过面壁生活。正面说是很希望身边能有人，或谈学问，或拉家常，甚至相对无言，都可以。可是事实是没有；没有也能生产，所生是强烈的孤寂之感，一种难以言说的苦。
　　仍是人事，信传说，由燧人氏起，我们就离不开火。火的大用，限于小家小户，主要是三种，烧饭烧水，照明，取暖。我的家乡穷而僻，上不了经传，但也略有改革开放的精神，照明，由我祖母的黑油壶进步为我母亲的煤油灯，再进步为我还乡时期的电灯。另外两项也未停滞不前，而是可以烧煤球（用火炉）。但煤球贵，且不易买到，现实主义，就仍得无改于祖先之道，烧柴。北方寒季长，不知由哪一朝的哪一位天才发明，室内盘火炕，室外（外屋）修灶（灶上安铁锅），灶与炕道相通，炕道远于灶的一端转为上行，穿出屋顶，升高为烟囱。这样，比如冬季，晚间点火做饭，烟囱抽火和烟往里走，就可以室内无烟，炕面变热。
　　点火，能做熟饭可不在话下，另一神妙是炕变热，室内变暖，就可以饭后，聚坐在热炕头，听讲鬼故事，到听得发困，往被窝里钻，被沾身，有暖意。我熟悉这有诗意的优越性，第一次回去已经是秋冬之间，当然愿意照方吃药，室外已修上灶，就试。可是烟不往里走而往外冒。请人修理，找原因，糟糕的是谁也说不清原因，只能猜想，碰。不幸是猜也没猜对，碰也没碰对，修理之后，只要一点火，烟还是往外冒。如此，不要说取暖，连吃饭也成了问题。急中生智，想缩短通道，把灶移到室内炕的一角（家乡称为搭锅炕？）。改造完，点火试试，仍是照旧，而烟则都留在室内。又失败了，而不得不吃饭，就启用备用的煤油炉。可是，也许我的技术有问题吧，也竟是不好用。就这样，主要是第一次回去（以后就不再用柴灶，而用煤油炉），为了火，我简直伤透了脑筋。
　　人事方面还有个很难避免的困难是患病。病，如果不很轻，一般要吃药，卧床静养，这就一定要有人照顾。可是我是孤家寡人一个！幸而老天爷开眼，怜悯我这孤苦的，下去五次共住一年多，竟没有得严重的病。我们家乡说的头疼脑热（感冒之类）不能免，而就是这样的小病，既来之，就会发烧，浑身无力，想卧床，也应该卧床休息。可是卧了，休了，到该“传膳”的时候怎么办？所以还是只能挣扎着起来，点火。还有一次，是挣扎着也起不来，至今想起来还有些后怕，应该具体说说，以求如鲁迅先生之“立此存照”。
　　那是最后一次回去，1975年的8月24日，星期日，早晨起来，吃了早点，还写一封信，忽然觉得发冷。不一会儿转为发烧，头昏，赶紧躺下。又过一会儿，加上晕眩，天旋地转，而且反胃，躺，躺不住，起，起不来，非常痛苦。想叫人找医生，又一想，门插着，要先去开门。可是晕眩得太厉害，不能睁眼，自然更不能起身。其时已经是中午，心里想，这样下去，万一生命如此结束，就连一两句遗言也没有，怎么好？动不了，也只能忍一忍看。一直躺到下午三点左右，反胃过去了，晕眩也轻了些，试试起身，成功了。当机立断，投奔张庄马表弟，如果暂不能好，总不会没有人管。马表弟是中医，挣扎着走到他那里，药，饭，卧床，都有人管，困难才化为空无。　　至此，困难说了一大堆，都是个人身边的小事。有什么意义呢？语云，小可以喻大，也就未尝不可以放大。放还可以一放再放。一放，可以得个消极（不该怎样）的教训，是像这样损人而未必能利己的强制措施，已然的，要确认是错了，并前事不忘，堵死再出现的道路。如何堵？要以小民的幸福为重，如何行，取决于多数人的慎重考虑，而不是一个人的灵机一动。再放，还可以得个积极（应该怎样）的教训，是道听途说，讲治平之道，放眼世界，有些地方是把“福利”奉为措施的南针的。其结果，人有了生，只要不危害别人（包括多数，即社会），就可以为所欲为，包括满足于吃救济金而不干活。我“无缘飞异域”，眼见是办不到了，但仍愿意学耳食之徒，闻而不疑，并希望我们也试试。试，有什么好处呢？为所欲为，不敢，总可以不被迫还乡了吧？